台灣貝類資料庫

「累贅？瑰寶？」－淺談營建工地的「貝」如何化「贅」為「寶」

圖·文/張文誠

北市吉田建設建案「上青田」，於民國99年3月在施工地層中挖掘到疑似大片生物遺留，其中除了能輕易辨識的大型牡蠣外殼與蛤殼外，另有許多近似圓形、表面反光的不明物。現場工人進行初步清洗時，發覺該物體竟如魚鱗般層層剝落，隨即停止清洗工作；工地主任將較大型與完整之標本加以收集，其餘零碎標本則隨廢土傾棄。日後，吉田建設負責人林學淵先生在一次私人聚會中，結識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黃富三，於閒聊中，黃教授得知這批出土標本的相關情況，建議將部分標本送往中研院進行鑑定。在輾轉送抵巫文隆教授主持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軟體動物學研究室後，初步鑑定，確認本批標本應為牡蠣與雲母蛤，當下也引起研究團隊的興趣，與建設公司取得進一步聯繫後，前往現場進行調查與訪談。

透過工地人員的導引，研究團隊一行人於5月21日由新生南路北向轉金華街254巷後抵達工地巷口。徒步行進至工程圍籬外，素雅美觀的畫作與詩詞出現在眼前（圖一）。當下，沉浸在這股多數營建工地所無法感受到的氛圍中，腦中思緒開始翻騰，進而產生一個念頭：「這破天荒的第一次案例，不管建商從何而來的動機或靈感，他們的目標或是想透過裝置藝術來做一個多元化的呈現，而且蘊含人文元素於其中吧！」我轉頭對另一位助理說，同時也深知一定要好好珍惜這個千載難逢，利用數位典藏歷年來所累積的研究成果，進行一場學術與商業的交流與活用的機會。

圖一、建案工地圍籬上的詩畫

一行人旋即來到上青田建案的工務所，重要主管們早已抵達，和巫教授握手寒暄同時，出土標本也陸續陳列於會議桌上（圖二）。在巫教授開始觀察標本同時，我率先發問工地主任：「上青田建案對這批標本的想法是？」主任答道：「想在未來的大廳或交誼廳等公共空間設置裝置藝術，以活化空間利用。」林負責人也適時補充，透過這樣的概念，希望可以跟未來的客戶進一步說明，本建案施工的地基是相當原始與乾淨的；再者，「貝」即是古時的「錢」（這樣的想法不知是否來自巫教授努力推廣貝文化數年的影響？），是大富大貴的象徵！雖然不免俗的脫離不了商業味道，但個人相信，這至少是個開端，結合自然與人文的生物多樣性概念的萌芽。

圖二、標本陳列

接下來，巫教授針對各標本進行種類辨識後，確認本批標本包含了鹹水域的毛蟶與牡蠣，淡鹹水交界的文蛤和雲母（窗）蛤，以及屬於節肢動物的藤壺遺骸。初步推測應為早期台北盆地海進海退的生態遺留，相對於地理位置並不算遠的瑠公圳遺址，相信這個工地基地應該是屬於地勢較低的河道沉積地層或鄰近區域，也因此得以開挖出如此豐富的腐植土層與發達的軟體動物相生物遺留。接著，主管們陸續針對應該如何保存這批標本而提出許多問題。由於貝殼的主要成分為碳酸鈣，而該批標本又已經從腐植土層（實驗室檢測值約為pH 5.5-6.0）中抽離，在透過適當的表土洗刷與清水浸泡中和之後，崩解因素已消失大半，將來如真的規劃有展示儲存空間，只要配合變異不大的溫濕度條件，貝類這種「碳酸鈣」質地的展品絕對是相當耐久的裝置藝術品。

從永續的觀點來看，裝置藝術的背後，更重要的應是其所蘊含的知識背景，藉由故事的串連來賦予它生命。透過軟體動物學研究室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歷年來所累積的貝類資料庫與相關研究成果，我們希望能夠化累「贅」為瑰「寶」，透過出土的貝殼標本來賦予這個案例更深一層的人文內涵。接下來，提供以下五點方向做為參考：

一、貝類的生物定位：
軟體動物是一群身體不分節，體表柔軟濕滑的無脊椎動物。軟體動物的外殼即俗稱的「貝殼」；多數軟體動物都具有貝殼，僅少部分種類因退化而消失，故軟體動物於民間又常俗稱「貝類」。在生物分類階層中，貝類是屬動物界的軟體動物門（Phylum Mollusca），總共分為尾腔綱（Class Caudofoveata）、溝腹綱（Class Solenogastre）、單板綱（Class Monoplacophora）、多板綱（Class Polyplacophora）、掘足綱（Class Scaphopoda）、雙殼綱（Class Bivalvia）、腹足綱（Class Gastropoda）和頭足綱（Class Cephalopoda）等八個綱。在我國近海遠洋漁撈業與沿海養殖漁業的主要漁獲中，頭足綱的魷魚、鎖管、花枝，腹足綱的九孔螺、鮑螺，以及雙殼綱的文蛤、台灣蜆、牡蠣、西施舌等，都是耳熟能詳且極富經濟價值的貝類。

二、貝類與人類的關係：
早在寒武紀時代，貝類就出現在地球上，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的貝類紀錄已經超過十萬種以上了。自從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之後，貝類一直是人類相當重要的食物來源，這可由已出土成千上萬的貝塚或貝類遺址中的生物遺留得到證實。造型變化多端、色彩鮮豔豐富的貝類，也常被作為蒐藏、鑑賞與研究的對象。結合與利用貝殼特有的真（珍）珠光澤，使得人類的生活與文化品質大大的提昇；古老的東方人將貝類作為食物與藥材，西方人更將貝類視為宗教或護身符的圖騰與表徵。在人類生活的歷史軌跡中，貝類經常被融入在商業行為中，如早期以物易物所流通的貝幣，擁有貝類圖案或造型的郵票、塑膠貨幣等，從這些實例中的人類生活行為經驗累積，可知貝類與人類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是分不開的。

三、與貝類相關的研究：
貝類的分佈不侷限於海洋，也可見於陸地（人類的介入與傳播）；貝類的重要性不僅在地球生態圈具關鍵位置，也是人類文明中的重要角色；貝類的碳酸鈣結構，可以長久的被保存在不同年代的地層之中，等待後人的發現與考證。整體來說，地層中貝類遺骸的使用，可概略舉出下列五點：（1）環境科學研究：貝類碳氧同位素鑑定可用於古環境水域水體研究、古環境海域環境分析、古環境溫度改變探討、古環境重建、貝類採集與古環境變遷關連研究。（2）歷史解構與重建：人類採集行為研究、人類飲食行為研究、人類工具、生產方式與使用行為研究、人類信仰行為研究、貝材及石材混用行為研究。（3）考古發掘紀錄：考古發掘紀錄、貝塚清冊之資料庫管理與資料分析研究圖鑑、考古行為（貝塚）之教學與記錄方式探討。（4）生物、地質科學：地層與其包含之貝化石研究、貝類化石分類研究、貝化石與貝類破壞機制研究、貝塚（化石）產出分析、貝類遺留與相關行為研究。（5）社會經濟：貝類遺留與人類交易行為研究、貝類遺留與社會貿易行為研究、採貝經濟策略研究等。

四、貝類與人類的「住」：
貝類不僅是人類的美食，食剩的貝殼也具有各種不同的再利用價值。造型特殊的貝殼當然是收藏家、裝飾藝術的最佳選擇；碾碎的貝殼，則是家禽的飼料和植物的肥料之一；高溫加壓磨成粉末狀的貝殼，則被利用於建築材料。圖三是金門宅後村的牡蠣燒石灰窯的設施，前方所堆積的為牡蠣貝殼，後方第一間建築物是燒牡蠣殼的石灰窯，火是由後方利用鼓風爐持續生火，燒到一段時間之後，可由建物後方取出燒過的牡蠣貝殼，再移到第二間建築物中，加以搗碎，用篩子篩除較大的石頭顆粒，即為建築用的貝殼灰。通常煅燒過的貝殼灰，較直接搗碎的貝殼灰黏性要大。圖四是金門國家公園委託當地燒牡蠣灰業者修復水頭洋樓古蹟，該古蹟洋樓牆面的修補，必須要用傳統的貝殼灰。貝殼灰需要先煅燒、搗碎、篩選後，泡於水中使「發（發酵）」後，再混以麻絨纖維、細沙及水泥等，攪拌後即可使用。除了作為建築材料使用外，亦有以貝殼外型或內部結構作為建築元素的案例，如台北縣金寶山墓園的戶外造景設施，整座金寶山的戶外造景大部分與貝殼有關，因為貝類與佛教的關係密切，佛教的七寶或八大吉祥物中，都有貝類，如真珠、硨磲蛤或法螺等。因此金寶山的造景規畫，就以貝類為主，全區呈現一片祥和與安樂的氣氛。在國外也擁有許多以貝類造型設計的世界知名建築物，如澳洲雪梨的雪梨歌劇院，建物造型看似多枚鸚鵡螺排列組合，此種造型對於聲音的凝聚效果最佳，也因而成為澳洲醒目的地標；在美國紐約的古根漢博物館，整個建築物的造型像是倒立的螺旋貝殼形狀，其目的則是為了對室內空間規劃與動線設計做最有效的利用。

圖三、金門少數碩果僅存的灰窯

圖四、蚵殼灰施工現場

圖五、金寶山福座貝殼造型旋梯

五、與過往歷史的情愫：
似曾相似的巨大牡蠣貝殼，也曾經在不久前的新生高架整治工程現場中出現過（圖六），根據地緣關係的推敲，兩地似乎與瑠公圳有些許關連性，亦或許都處於地勢較低窪的古代河道區，上網探究瑠公圳相關資料後，在圖七中可看出端倪，底圖是西元1939年繪製的瑠公水利組合區域圖，建案工地以藍點標示，鄰近水道區則以陰影加強標示，另套疊鄰近街區分佈圖，以顯示對應位置，淡綠色區塊即為今日的「大安森林公園」，可以看出建案工地鄰近瑠公圳第二幹線不遠，而該河道的後段即為今日位於新生高架橋水泥加蓋面底下的「特一號排水溝」，渠道出口連接基隆河，如此的地域關聯性，不難看出地層堆積型態可能產生的共通性。瑠公圳是大台北地區近兩百年來相當重要的水利工程建設，而它的發展史也蘊含了先人奮鬥的過程的點滴，在經由工事所發掘出土的貝類，透過人文歷史的串場後，竟也可成為一篇富有人文情懷的詩篇。

圖六、長度近26公分的巨型牡蠣，內面閉殼肌痕清晰可見

圖七、昭和14年瑠公水利組合區域圖改繪

參考資料：